“中国大宁 子孙益昌”（大地风华）

西汉时期铸造的“中国大宁”四神博局纹鎏金铜镜，如今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下称“国博”），其镜背铭文镌刻着：“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裳）元吉，有纪刚（纲）。”其中“中国大宁，子孙益昌”一句，道出了千百年来华夏儿女共同期盼的心声。

这面铜镜于1951年至1952年间，在湖南长沙城北伍家岭211号西汉墓中被发现，1959年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这面鎏金铜镜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从镜背的纹饰与设计风格判断，中国大宁镜应铸造于南方地区，具体而言，可能出自长沙一带。目前，长沙地区汉墓出土的博局纹鎏金铜镜数量相对较多，例如杨家山304号西汉墓、黑槽门2号东汉墓均有发现。此外，1958年广西梧州市低山二号东汉墓也出土了一面同类中国大宁四神博局纹鎏金铜镜。

汉代出现“中国大宁”这类铜镜铭文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家国同构”的天下观已深入人心，民众普遍期盼王朝安宁、子孙昌盛，并将这种祈愿铭刻在日常使用的铜镜上。于是，“中国大宁”这样的镜铭词语从长沙地区逐渐扩展至东汉边地。

中原北方地区出土的汉代博局纹鎏金铜镜则较为罕见，目前仅有一面新莽时期的桼言四神博局纹镜，1956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东郊十里堡。其纹饰风格规整严谨，铭文格式遵循一定范式。中规中矩、不越法度，是大多数博局纹镜设计严格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长沙西汉墓出土的中国大宁镜铭文内容别具一格，纹饰设计自由灵活、想象力丰富，甚至出现了打破内区与外区分界线的设计手法，将动物形象的头部置于内区，身躯则位于外区。这种“跨界”构图的处理方式，在中原北方地区的博局纹镜上从未见过。

制作一面精美的铜镜，通常需要经过制模、翻范、浇铸铜水、镜体脱范、打磨成型等多道工序。中国大宁镜除上述工序外，还多了一项特殊的鎏金工艺——将金汞合剂涂在铜器表面，经烘烤使汞蒸发后，金便留存于器物表面。这样一面金光闪耀的铜镜，配以奇异鲜活的神兽形象和其他动物纹饰，以及镜缘处环绕一周的52字篆书铭文，自然深受主人珍爱。它或许曾伴随主人度过人生中的一段美好时光。主人离世后，宝镜随葬，直至约2000年后在考古发掘中重现于世。

镜主人的墓葬为竖穴土圹墓，墓室南北长6.9米、东西宽5.2米。在墓室西北棺椁范围内，考古学者小心翼翼地清理出一个直径约25厘米的漆镜奁，中国大宁镜便安放其中。在漆奁外北侧还发现一面四乳四虺镜，棺椁范围南侧另有铜华连弧镜，均为普通工艺镜。从三面铜镜的摆放位置及是否配有盛放器具来看，中国大宁镜在主人心中地位非同寻常。

随葬品中还包括一件金饼。从墓葬地理位置及随葬品分析，墓主人生前具有一定身份地位，推测可能是西汉后期长沙国官吏夫妇的合葬墓。

2017年，国博举办“秦汉文明展”，展览开篇陈列威武雄壮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结尾处则用一个独立展柜突出这面中国大宁镜。为何一面直径仅18.6厘米的小镜子，会被置于展览末端的重要位置？其特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纹饰构图独特，二是鎏金工艺罕见，而最重要的，是镜铭“中国大宁”四字能引发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2020年国博举办“瑞彩平安——2020新春展”，中国大宁镜作为重点展品之一陈列于显要位置；2025年“清风万里——中国古代廉洁文化”展，此镜亦被放置于尾厅，与“海晏河清”瓷尊一同收束全展。由此足见其重要地位。

从西汉到当代，从长沙伍家岭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时空流转，斗转星移。变化的是时空，亘古不变的是深深扎根于每个中华儿女心中的信念，那就是“中国大宁，子孙益昌”。古镜今照，熠熠生辉；中国大宁，大道永行。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 《 人民日报 》（ 2026年10月03日 08 版）